“以人为本”史话

“以人为本”的提法古已有之，追根溯源始于先秦法家。早在春秋时期，齐国著名的政治家管仲就提出：“夫霸王之所始也，以人为本，本理则国固，本乱则国危。”（《管子•霸言》）他提出“以人为本”的目的，并非是要求统治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而是在向统治者献上如何对付人民的所谓治国之道。他说：“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，莫不欲利而恶害，故上令于生利人，则令行；禁于杀害人，则禁止，令之所以行者，必民乐其政也。”（《管子•形势》）只要把国内百姓收拾得服服帖帖，就能在诸侯争霸中脱颖而出。可以说，管仲强调“以人为本”，完全是为了政治霸业。在他的辅佐下，齐桓公高举“尊王攘夷”的旗帜，改革内政，加强武备，最终九合诸侯、一匡天下，成为历史公认的“春秋五霸”之首。

从“春秋五霸”到“战国七雄”，随着诸侯争霸的愈演愈烈，法家思想也不断发展完善。慎到提出的“以势行法”，申不害提出的“南面之术”和商鞅提出的“利出一孔”，无不是在帮助统治者出谋划策。作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，韩非提出了系统完备的君主专制理论，更是把一切臣民视为专制君主的奴隶。他理想的社会是：“事在四方，要在中央；圣人执要，四方来效。”（《韩非子•扬权》）在他看来，所谓的圣人就是掌握了绝对权力的君主。只有无条件地服从君主绝对领导，臣民的存在才有价值；否则，都应加以无情的消灭。无怪乎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著作后发出感慨：“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，死不恨矣。”(《史记•韩非列传》)如果说法家思想在管仲那里尚且保留了一点人性色彩，那么到了韩非这里则完全变成了吃人的工具。在群雄割据的年代，黎民百姓只能作为战争的工具，供专制君主任意驱使；当天下统一的时候，黎民百姓又成为压榨的对象，受封建暴政的无情蹂躏。令人欣慰的是，随着秦朝的二世而亡，法家思想逐步遭到了人们的唾弃，儒家的民本思想开始受到推崇。

儒家的民本思想则可谓源远流长。《尚书》有言：“皇祖有训，民可近，不可下。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。”意思是说，祖父大禹早有训诫，对待人民只能亲敬，不可怠慢。人民是国家的根本，人民安居乐业，国家才能安宁。同样是在帮助统治者出谋划策，同样是在教育老百姓安分守己，儒家思想却比法家思想散发出更多的人性光芒。孟子说：“以力假仁者霸，霸必有大国；以德行仁者王，王不待大。汤以七十里，文王以百里。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，力不赡也；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悦而诚服也。”（《孟子•公孙丑上》）在他看来，“以德行仁”的“王道”远远优越于“以力假仁”的“霸道”。只要实行仁政，就能够无敌于天下。为了突出人民安居乐业对于国家安宁的重要性，孟子甚至提出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从而将人民的重要性置于君主和社稷之上。

从汉武帝把儒家思想确立为西汉王朝的指导思想以后，儒家的民本思想也不断得到宣扬和传播。在西汉时期，民本思想获得了长足发展。贾谊说：“民无不为本也。国以为本，君以为本，吏以为本。国以民为安危，君以民为威侮，吏以民为贵贱。”人民不仅是国家的根本，而且是君主和官吏的根本。为了劝说统治者善待人民，贾谊还发出了咒语式的警告：“夫民者，至贱而不可简，至愚不可欺也。故自古及于今，与民为仇者，有迟有速，而民必胜之。” 贾谊一举把儒家的民本思想推向了历史的巅峰。

“民本”与“民主”虽然仅有一字之差，但是政治归宿却有天壤之别。从法家的“以人为本”到儒家的“民惟邦本”，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。正如金耀基先生在《中国民本思想史》一书中所言：“盖中国之政治，自秦汉以降，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局面，但总因有浓厚的民本思想之影响，遂使君主专制的政治弊害得以减轻和纾解。”但是，切不可误把民本思想当作民主思想加以误读。

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，不是全面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，而是充分利用儒家的忠君理论。他们真正服膺的还是汉宣帝刘询所说的“汉家制度”。《汉书》的记载：宣帝喜用文法之吏，太子刘奭却喜好诗书，结果惹得宣帝大动肝火。他教训刘奭说：“汉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王道杂之，奈何纯任德教，用周政乎？” 因为此事，刘奭差点丢了太子之位。在宣帝看来，“以人为本”只能当作政治高调喊喊而已。宁愿相信世界上有鬼，他也不相信儒家的德教理论。

随着君主专制的不断扩张，儒家的民本思想本身常常面临着被否定的危险。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，标榜所谓“民为国本”的治国方略 ，然而，当他读到孟子的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时，顿时勃然大怒，立即下令加以删除，并且还把孟子赶出孔庙。由此可见，儒家的民本思想在封建皇帝心目中的真实位置。

无论是法家的“以人为本”，还是儒家的“民惟邦本”，这些道理都是讲给专制君主听的，根本没有必要连篇累牍讲给老百姓。也许是因为实在没有几个专制君主愿意听这些道理，于是我们考察中国古代的“以人为本”时，一代枭雄刘备才能够映入人们的眼帘。《三国志》记载：公元208年8月，曹操率大军南下讨伐荆州。当地士民望风南奔，追随刘备的就有十多万人。“辎重数千两，日行十余里。”有人劝说他甩开大队南行，刘备执意不肯，而且义正词严地说：“夫济大事者必以人为本，今人归吾，吾何忍弃去！”然而，当走到当阳的长坂坡时，曹操的追兵上了前来。慌乱之际，刘备不仅忘记了自己的豪言壮语，而且连老婆儿子都不要了，赶快和诸葛亮、张飞、赵云等数十人狼狈逃走。尽管刘备的“以人为本”闹剧分明是演砸了，然而，历史学家还是不吝笔墨，予以高度评价。东晋历史学家习凿齿感叹：“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誉愈明，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。追景升之顾，则情感三军；恋赴义之士，则甘与同败。观其所以结物者，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！其终济大业，不亦宜乎！”一代文豪司马光在编写《资治通鉴》时，把《三国志》的这段文字原封不动地搬到书里，习凿齿的评论也一字不拉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封建皇帝从来就不相信以人为本。实在找不出样板，只能拉刘备出来凑数了。

早在1915年，陈独秀已经看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致命缺陷。他在《新青年》杂志的发刊词中大声疾呼：“吾人欲脱蒙昧时代，羞为浅化之民，则奋起直追，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。”也许是时代过于久远了，人们已经忘记了陈独秀的话了。难怪现在有些所谓的学者还在为刘备大声叫好，实在是有趣的很！